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公共性及其發展方向

 

作者:趙艷喜 添加日期:18年09月12日 點擊數:

 

摘要:作為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區域性整體保護的一個創舉,我國文化生態保護區基于公共目的和公共利益建設,由政府主導,利用公共資源,強調民眾參與和民眾共享建設成果。這使其超越單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公共屬性,呈現出更大范圍和更高層次意義上的公共性。“公共性”可以視為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根本屬性。近年來,各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已經在公共性維度下開展了諸多工作,在公共性理念共識、公共性的過程建設和公共性的成果共享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績,但也仍存諸多不足和空白。進一步考察可發現,我國現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的不完善極大限制了文化生態保護區公共性的有效實現。以此,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科學建設尚需進一步完善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充分尊重和發揮民間公共性的作用,搭建充分調動社會參與的公共機制和平臺,真正實現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成果的民眾共享。

作者簡介:趙艷喜(1979-),女,山東濱州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民俗學研究所博士后,山東省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山東濟南,250100)

  自2007年以來,我國已相繼設立了21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涉及福建、安徽、江西、青海、四川等17個省區。各省區市也設立了范圍有大有小、特色鮮明的146個省級文化生態保護區。作為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區域性整體保護的一個創舉,我國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建設一直引人矚目。然而眾多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實際建設過程也存在方向模糊、進展緩慢等諸多困境。學者已多次論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公共性,但還未能進一步論及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公共性。筆者在學界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公共性討論的基礎上,嘗試以“公共性”視域來思考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屬性和建設方向。希望能在推動我國文化生態保護區理論研究的同時,為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實際建設提供一點參考。

  一、公共性是文化生態保護區的一個根本屬性

  “公共性”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視域”。本文所指“公共性”是與私人性、個人性、私密性等概念相對而言的,它強調的是某種事物與公眾、共同體(集體)相關聯的一些性質。文化生態保護區是將人、文化形態和生態環境進行整體性保護的舉措,其相關建設已超越個人或私人的領域,呈現出顯著的公共性。

  其一,文化生態保護區所保護的主體對象具有公共文化屬性。

  文化生態保護區是對特定區域的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核心的文化形態進行整體性保護的實踐探索。高丙中先生曾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彰顯文化自覺歷程的概念,表明特殊樣式的文化已經完成了權利主張、價值評估、社會命名的程序而成為公共文化。劉曉春先生則指出非物質文化的被遺產化,賦予非物質文化遺產更加廣泛的公共性。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核心恰恰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體性保護,而非對非物質文化的保護。這也意味著文化生態保護區保護的主體對象是已經完成公共文化轉化過程的文化形態。圍繞此類文化形態進行的相關保護工作,已自帶顯著的公共屬性。

  此外,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建設是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物質文化遺產、自然生態環境等進行整體性保護。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相比,物質文化遺產和自然生態環境也關涉著廣泛的群體公共權益??梢哉f,文化生態保護區已超越單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公共屬性,呈現出更大范圍和更高層次意義上的公共性。

  其二,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建設主體是廣大民眾,建設目標是讓民眾公平享有建設成果。

  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一直十分強調民眾的主體地位?!段幕筷P于加強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指導意見》(文非遺發[2010]7號)提出“文化生態保護區內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程度是衡量保護區建設成效的決定因素。”2017年在青海召開的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工作座談會上,官方再次明確富有活力的傳承人和傳承人群、廣泛的公眾參與是良好的文化生態最基礎的標志和條件: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的建設目標之一是“民眾受益”。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社會最大的公共利益,人民群眾廣泛參與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正是保證保護區公共性生產正常運行的必要條件。社會學學者曾指出某一文化圈里的公共性即為有關該圈里成員所能共同(其極限為平等)享受某種利益,因而共同承擔相應義務的制度的性質。一個文化生態保護區可視為一個文化圈,廣大人民群眾廣泛參與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同時享有建設的各項成果。文化生態保護區這種依靠“民”、致力于讓“民”受益的建設思路,可以視為其公共性的根本體現。

  其三,從公共管理角度來看,文化生態保護區的設立和建設過程具有顯著的公共屬性。

  文化生態保護區是我國政府基于整體性保護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核心的特定文化形態而創設的一項新舉措。無論是文化生態保護區所在地的政府成立相關領導和管理機構:相關管理機構全權負責總體規劃的編制與實施:出臺相關政策法規:還是由政府具體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保存、保護、傳承、傳播等各項工作,都需要政府主管部門使用公權力、調用人力、物力、財力等公共資源才能完成。在文化生態保護區實際建設過程中,政府主管部門所發揮的主導、統籌、協調等作用是個人和社會組織所無可替代的。據報道,近年來中央財政支持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經費共計6.8576億元。各省則或出臺政策和保障制度,或撥付專項經費,或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經費中重點傾斜,給予各自所轄的文化生態保護區以多種支持。

  據此,我們可以說文化生態保護區的設立和建設是政府自上而下推進的一項公共政策,享受國家公共財政支持。這種基于公共目的和公共利益而建設,由政府主導,利用公共資源,強調民眾參與,最終要實現民眾共享建設成果,決定了“公共性”是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根本屬性。

  二、公共性維度下的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內容

  既然“公共性”是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根本屬性,依約于公共性進行建設,理應成為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一個重要維度。近年來,各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已經在公共性維度下開展了諸多工作,大致可區分為公共性的理念共識、公共性的過程建設、公共性的成果共享三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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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性的理念共識是指人們基于公共目的和公共利益而達成的一些共同認識,是文化生態保護區能夠順利建設的基本條件。2017年7月,國家文化主管部門在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工作座談會上進一步明確了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原則、理念、目標和方向,比如明確提出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工作理念是“見人見物見生活”,建設目標是“遺產豐富,氛圍濃厚,特色鮮明,民眾受益”。文化主管部門確立的這些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理念還需進一步落實為負責建設的地方政府和區域內廣大民眾的共識。目前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都已通過展板、宣傳冊頁、新聞報道、講座等方式,宣傳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概念、理念及其建設內容。但相比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宣傳,圍繞文化生態保護區所進行的相關宣傳效果并不太理想。如針對晉中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的第三方評估報告中即指出:“相較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等概念較普遍的知名度,公眾、管理和工作人員對這‘晉中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的概念還處于比較低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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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性的過程建設涵蓋內容頗多,這里僅以文化生態保護區利用公共資源和鼓勵民眾參與兩方面為例。

  利用公共資源?;谧陨淼墓矊傩院同F實需要,文化生態保護區在利用有限的公共財政經費進行建設時,更需積極利用區域內的文化、教育、科技、體育等公共資源。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來說,其在基礎設施、公共文化產品、公共文化服務、公共文化服務人才等方面都可為文化生態保護區內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提供巨大支持。充分利用文化生態保護區內的公共資源開展相關建設,不僅能有效推進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建設步伐,而且還能實現資源融合共享,避免公共財政經費的重置浪費。當前我國多個文化生態保護區已在利用公共資源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比如,濰水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明確提出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入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理念,但在整合資源的廣度和深度方面還有很大的空間。又如,晉中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探索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和區域經濟、教育、旅游等方面進行資源整合和整體發展的模式,或利用現有公共文化設施改建成非物質文化遺產綜合傳習中心,或利用劇院、圖書館、文化活動中心宣傳展示當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等。但也存在資源整合較為松散的問題。

  鼓勵民眾積極參與。民眾參與是文化生態保護區公共性得以實現的根本要素,直接決定著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成敗。民眾既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傳承人(群)、傳習者等,也包括僅僅參與、體驗、消費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普通社會居民。由于身份不同,他們參與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方式也各有不同。目前我國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中,政府通過評選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和代表性傳承人等制度,調動起相關保護單位和代表性傳承人的積極性:通過各種形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展覽、展示、傳播等活動,為廣大民眾提供了多種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可能。更值得注意的是,政府還鼓勵成立專業的社會組織。如青海熱貢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組織成立了唐卡藝術協會:徽州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成立了黃山歙硯協會、黃山市工藝美術協會:濰水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成立了濰坊市工藝美術研究所、濰坊市工藝美術協會、濰坊市民俗學會、濰坊市核雕協會、濰水文化研究會和濰坊風箏藝術交流協會。這些社會組織在專業技術指導、傳承創新示范、幫助協調支持、經濟轉化協調、社會監督保障等方面都發揮了政府和普通民眾所無法取代的重要作用。應該說,近年來民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參與程度較十年前已有了顯著提升,然而也存在諸多問題。以晉中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為例,針對民眾參與非遺項目的調查統計表明,從來沒有參與過的民眾高達60%以上(參與傳統戲劇和民俗兩類的比例略低于50%)。學者也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民眾參與常常被邊緣化和形式化,乃至成為“參與專制”的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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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生態保護區基于公共目的、公共利益和使用公共資源進行建設,其建設成果自然應為公共產品。讓民眾公平、共同、公益地來分享成果是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應有之義。文化生態保護區內公共性的成果共享應是公共性理念共識和過程建設的最終呈現。公共性成果共享的實現則會進一步鞏固和強化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公共性理念共識,推動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公共性建設過程,以此形成一種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良性發展機制。

  經過多年努力,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建設成果已讓當地百姓全方位受益:教育機會增加、婦女地位提高、脫貧致富有成效、社會風氣凈化、地方風情更有特色。但進一步來看,文化生態保護區內公共性成果的共享并未一蹴而就。如第三方機構對晉中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評估報告指出傳承人被分成不同的級別,不同級別的政府所采取的支持力度不同,導致一方面對傳承人的扶持難以落實到每一個人身上,另一方面,對傳承人的監督和獎勵機制在執行中也遇到一些不均衡的問題。傳承人遭遇到公共權益分配不均的問題,普通民眾則面臨共享建設成果的諸多障礙。如享受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項經費支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理應將保護成果面向公眾開放。然而這種開放應該有多大程度的免費才算合理?不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再生產中需要傳承人投入的成本不同,所獲得的國家財政專項經費也不同,因此很難就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公益程度做一刀切式的統一規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成果的公益性共享呈現出較大的隨意性。以山東傳統戲劇、曲藝等表演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例,保護成果通常呈現為珍貴資料的保存、傳承人的培養和劇目的排演等內容。廣大民眾最直接體驗到的是公益性展演,然而這類演出一年有多少次?在哪里演出?隨機性很強,相關信息通常缺乏有效的公開。民眾想共享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成果,常常是有心栽花花不成(主動尋覓經常失望而歸),無心插柳柳成蔭(偶爾會幸福地不期而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成果提供方與作為受眾的廣大民眾之間存在明顯的信息不對稱。普通民眾無從知道自己應該享受到哪些公益性的保護成果,更遑論對享受保護成果的程度有所判斷了。

  可以說,如果沒有一系列切實的制度和措施進行規約和保障,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建設成果可能成為一部分人的福利,甚或成為少數人謀利的工具。而一旦成果共享不能得到保障,勢必會直接影響民眾的公平感,進而影響其參與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積極性。目前,我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實驗區總體規劃中還鮮見民眾共享機制的相關規劃。如何有效解決公共性成果共享的公平和公開等問題,這已是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中不得不解決的重要問題。

三、公共性維度下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需突破的制度困境

  我國的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在公共性理念共識、公共性的過程建設和公共性的成果共享等方面雖已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績,但仍存在諸多不足和空白。進一步考察則可發現,解決這些不足和空白,文化生態保護區還面臨一些制度方面的困境。如我國現有的行政管理體系是一種政府層級間職權交叉重疊、高度分權,同級間政府則很少相互依賴的結構,存在公共空間、公共利益的部門化和碎片化問題。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過程中不僅面臨省與省、市與市間同級政府間的協調,還要處理如何統籌協調職責分明的不同部門的問題。這種行政管理機構間的協調、統籌工作極為費時耗力,已成為阻礙文化生態保護區公共性建設有效實現的重要因素。這方面內容已有學者指出,不再贅述。

  除此以外,我國現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的不完善也極大限制了文化生態保護區公共性的有效實現。

  其一,現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所完成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公共性轉化是十分有限的。我國近年來推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中,政府提供的公共經費和公共平臺多是面向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項目的責任保護單位和代表性傳承人,以此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項目的有效保護和傳承。換一種角度看,這何嘗不是政府將保護單位和代表性傳承人所掌握的文化形態轉化為公共文化的過程!但現實來看,政府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推動的這種公共性轉化只局限于進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項目、保護單位和代表性傳承人,基本將更多未經政府認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形態和傳承者排除在外。仍以山東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例,截至目前全省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173項,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751項,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2990項,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9369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53名,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288名,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2063名,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5916名。而據官方統計,全省普查各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線索有110多萬條,僅傳統工藝類全省就有110多萬個企業和經營業戶,300余萬人從業人員。從數字上看,山東被官方認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還不到全部非物質文化遺產線索的百分之一,除了部分瀕危項目外總量上代表性傳承人占相關從業人員的比例則不到千分之一。據此可知,建立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基礎上的文化生態保護區,其所完成的公共性轉化實際上也非常有限。

  其二,現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還造成個人權益與公共權益矛盾、公共權益分配不均、公共權責不明等問題,直接影響非物質文化遺產公共性的有效實現。

  以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制度來說。張士閃先生曾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中的代表性傳承人遴選工作,客觀上容易助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中的個人專享或專有傾向,忽略社區整體權益,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社區共享性產生了一定消極影響。尤其是那些集體傳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的評選往往會激發傳承群體內的種種矛盾,嚴重者會直接威脅到非物質文化遺產再生產的順利進行。而從代表性傳承人承擔的權責角度看,一方面代表性傳承人享受了官方頒發的代表性傳承人頭銜、官方提供的多種平臺(如被推薦參加各種展演、展覽、宣傳活動)和物力(如免費使用官方建設的傳習所)、財力(如每年度的傳承人專項補貼)等多方面公共利益,有義務將所掌握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公共化,讓民眾共享:另一方面代表性傳承人所享受的這些公共利益又難以完全具體量化,更難以衡量其在每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再生產相關投入中所占的比重,導致無法科學區分每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公共化程度和公益化任務。這種公共權責的不明晰不僅會在傳承人之間造成矛盾,還會直接影響民眾共享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效實現。

  其三,現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完成的公共性轉化會影響民間自發生成的公共性再生產。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全面開展的這十多年來,政府以公權力、公共政策、公共財政等方式介入到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再生產過程中,以此極大改變了這些文化形態的樣貌和發展軌跡。以濰水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內昌邑市都昌街道東永安村的“燒大牛”活動為例。當地傳說孫臏得道升仙后常騎乘一頭青牛巡視鄉間,佑護鄉民。為了紀念孫臏,村里叢姓、呂姓家族的村民每年春節期間共同扎制一頭體型龐大的紙牛,正月十四那天舉行一系列諸如游大牛、祭大牛、摸大牛儀式環節,最后在孫臏廟前將這頭大牛給燒掉,以實現祭祀孫臏的訴求。整個活動由叢呂家族中選出的孫臏廟廟委會張羅組織,經費來自叢呂家族村民捐獻和孫臏廟善款箱。從扎制紙牛到燒大?;顒咏Y束,基本是叢呂家族的村民集體參與,其間村民們聚集一處,協同合作,完成了一次次的公共化的人際交流。正月十四當天舉行儀式時,則有全村以及周邊數萬人前往觀看和參與。顯然,燒大?;顒邮且环N村民自發組織的公共文化活動。它不僅在組織、實施過程中約定俗成地形成了一套公共性的規則,而且在所活動的村落里以公共活動的方式搭建起特別的公共文化空間。這種民間自發形成的公共性是支撐一種文化形態得以反復發生的根本,也是此種文化形態生命力和文化價值的重要體現。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開展以后,燒大?;顒颖淮虬M“孫臏崇拜”項目,先后入選昌邑市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濰坊市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和山東省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這種來自官方的認定,相當于為燒大?;顒宇C發了“合法性”的牌照,極大推動了燒大?;顒拥膲汛?。近些年,無論是牛的形制、活動規模和參與人群都有顯著增長。如,所扎制的大牛體型已高7米,長10多米:活動儀式越來越隆重:2016年至今每年觀眾都達數萬人。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圍繞著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申報、保護經費使用、代表性傳承人評比也引發了一些矛盾。據李海云博士調查,非遺的介入加大了村里叢呂家族與齊姓家族之間的競爭。村民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撥款不乏猜疑。更重要的是官方公示的傳承人并不足以程示整個儀式組織實況,不能獲得多數村民的認可。以國家名義出現的非遺傳承人認定,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村落原有的以道德為主評價民俗(多是群體)活動組織者的機制。據此,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已對燒大?;顒拥墓残栽偕a產生了巨大影響,其中既從正面推動了活動的紅火,也不乏對民間公共性規則等方面的負面破壞,只是這些不利影響還未強大到對活動的再生產產生致命傷害而已。

  文化生態保護區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區域性整體保護理念的一種實踐和探索,主要依托我國現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來建設。以此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必須直面現行非物質文化遺產制度所造成的種種問題。如何真正有效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公共性轉化?如何在正視傳承人私人文化權益訴求基礎上有效維護民眾的公共權益?如何有效避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對民間公共性的影響?都是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中亟需解決的難題。換言之,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科學建設還有待于現行非物質文化遺產制度的進一步完善。

四、相關對策建議

  基于公共性維度下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建設內容和制度困境,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建設一方面需要做好行政管理制度上的創新性探索,建立真正促使文化生態保護區與所在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相融合的管理機構和制度機制:一方面更需進一步完善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尊重民間傳統,搭建充分調動社會參與的公共機制和平臺,真正實現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成果的民眾共享。

  值得高興的是,政府相關部門正在對現有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進行修正與完善,著力解決已出現的諸多問題與矛盾。如,2015年開始推行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不再只限于培訓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而是面向更大范圍的傳承人群進行能力提升。“傳承人群”中既有被政府認定的各級代表性傳承人,也有尚未被認定為代表性傳承人的傳承人和傳習人,甚至還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領域的大量普通從業人員。據媒體報道,目前全國研培計劃總覆蓋傳承人群已達4.8萬人次。顯然,這種針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的調整對于擴大非物質文化遺產公共性的范圍有極為積極的意義。

  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中,也有必要改變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保護單位和代表性傳承人為重心的局限,進一步突出傳承人群的作用和主導權益,重視社區的核心地位和力量。其中,尤需充分尊重和發揮民間公共性的作用。前文所舉的燒大?;顒?,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的介入雖然在村民中產生了一些矛盾,卻無礙其越辦越紅火。分析其中原因,一方面與燒大?;顒右恢陛^好地遵守著原有民間公共性規則有很大關系,如每年的燒大?;顒右廊挥擅耖g公共組織(孫臏廟廟委會)來組織管理,公共經費使用公開透明,等等:一方面也與地方政府有意識調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所引發的矛盾有關,如昌邑都昌街道辦公室在擬定燒大?;顒觽鞒凶V系和傳承小組成員名單時注意征求村民和村委意見,力圖將各個扎制環節的人員納入。面對村民的質疑,工作人員極力解釋說雖然指定了傳承人,但孫臏廟和燒大?;顒舆€是整個叢呂家族的。燒大?;顒映蔀榉俏镔|文化遺產后,政府較好地尊重了其原有的民間公共性。

  以此,我國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具體建設中,相關行政管理部門應結合近年我國政府管理職能由辦向管的調整方向,著力于搭建平臺、配套政策、提供服務,調動民眾參與積極性,為民間公共性的有效再生產保駕護航。通過多項舉措,政府要實現引導民間用好社區的公共資源和公共空間:充分尊重和調動社區基層和社會組織等民間公共組織發揮保護、傳承、傳播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核心的文化形態的積極效能:更關鍵一點,要調動民眾最大程度地全過程、全方位地參與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決策、規劃與具體實施,讓他們充分表達意見,共享建設成果。民眾最大程度的“在場”,才能保障文化生態保護區“公共性”的有效實現。

  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公共性是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公共性基礎上的進一步提升,其范圍的廣度和深度、影響社會的力度都大大增強,以此也帶來極大的建設難度。但困難與機遇并存,文化生態保護區一旦建設成功,必將對社會發展產生單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所不能達到的聚合與生態效應。學者已經注意到文化生態保護區對我國城鎮化建設可能的啟示作用,宏觀來看,文化生態保護區對我國五位一體的和諧社會建設也不乏啟示和推動作用!同時,在我國大力推進公共服務社會建設、推進五位一體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背景下,從公共性維度建設文化生態保護區,可以獲得更大助力。從公共性維度來思考我國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方向與路徑,將使文化生態保護區真正實現建設的多重意義。 

 ?。ㄔd《文化遺產》2018年04期)

文章來源: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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